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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幸会陈德恒先生是在2017年9月的一次宴会上，我们毗邻而坐，其余同桌男女均为西人。陈教授见我有些拘谨，便和我聊起天来，既照顾了我这个同族晚辈，也没有冷落周围贵宾。他幽默睿智的谈吐，亲切儒雅的风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但当时他只说曾在麦大教书，所以当麦大终身校董刘聚富博士向我推荐采访一位麦大前副校长时，我没有想到就是三年前让我度过了愉快的社交晚宴的那位先生。
陈德恒（Tak Hang Chan，Bill Chan），祖籍广东，1958年自香港来加求学，1962年获多伦多（Toronto）大学化学学士学位，1965年获美国普林斯顿（Princeton）大学硕士、博士学位，1965-66年在美国哈佛（Harvard）大学做博士后研究，1966年8月受聘麦吉尔（McGill）大学任助理教授，1978年升为正教授，1985至1991年担任化学系主任，1991至1994年担任理学院院长，1994至1999年担任教务副校长，2000年任汤姆林森（Tomlinson）讲座教授，2004年以名誉教授身份退休，兼任香港理工大学杰出客座教授和北京化学研究所名誉教授至今。
陈德恒的简历只有短短几行，却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这位从名校到名校，当了54年教授的先生，就是传说中那种一辈子生活在“象牙塔”里的人。
这样的一位纯学术型学者，会对政治类话题感兴趣吗？我担心被拒绝，可没想到，刚发出采访请求，陈德恒教授便欣然答应。
“麦吉尔人”的贡献
陈教授指出，1970年10月13日加拿大和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刻。“那时我已在麦吉尔大学任教，身为华裔，自然而然会关注加中关系。我知道诺尔曼·白求恩医生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牺牲了生命；知道毛泽东先生写了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影响了整个中国；也知道中国对加拿大人民和加拿大长期持强烈的友好态度，白求恩医生功不可没！我想顺便说一句，白求恩医生从1928年至1936年在麦吉尔大学的皇家维多利亚医院担任胸外科医师，之后在西班牙参与西班牙内战，一年后于1938年前往中国。
再看加拿大这边，“麦吉尔大学为了纪念诺尔曼·白求恩，将他当年用过的手术器械，他工作过的手术室，保留了很长一段时间供人们凭吊参观。
“1968年6月，皮埃尔·特鲁多当选加拿大总理。他年轻时曾在中国广泛旅行，一直想改变加拿大政府的对华政策。但由于当时美国的态度和对华遏制政策，这并不容易。
图说：1972年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会见林达光教授
“我还要说，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1965-1982）林达光（Paul Lin）教授在塑造公众舆论和提供政策建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69年2月8日，他在麦吉尔大学组织了一次重要的中国问题磋商会议。会议召集了一些有影响力的、特别关注中加和中美关系改善的加拿大和美国的知名学者和政界人士。这次会议及其后来陆续召开的会议对改变加拿大和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帮助很大。由于林教授的特殊贡献，他在1998年被授予加拿大最高荣誉勋章，以表彰他为促进加中关系而做出的毕生努力。”
陈德恒教授为有白求恩和林达光这两位杰出的麦大校友而感到自豪与光荣！
尽己所能帮助中国
2004年5月12日，中国科学院化学所万立骏所长（左）为到访的陈德恒教授颁发分子科学论坛讲座教授证书
笔者向陈德恒教授要来的简历只粗线条地陈述了一下他受教与施教的经历，却没有提及他在促进加中两国友好和科技交流方面的贡献，特别是有关帮助中国培养科技人才做出的努力。采访时才知道，事实上，他从1978年起，便把中国的科技发展放进了心里。
“1978年10月，在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NRC）的主持下，我应中国科学院（CAS）的邀请第一次访问了中国。”陈教授说：“中国科学院安排我参观了许多研究机构和大学院校。我很清楚，由于文化大革命，大学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当时中国的科研能力落后于西方世界，我很着急。经过与中科院领导商量，他们同意邀请我去中国开设有机化学暑期课程。”
1979年夏，陈教授再次去中国，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举办了为期三周的有机结构分析课程。参加这个课程的400多名学生基本上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一炮打响，好评如潮。陈教授的讲义后来被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之后，从1980年到1988年的每一个夏天，陈教授都是在中国开设有机化学暑期课程。讲课地点包括南开大学、兰州大学、成都化学研究所、新疆化学研究所、贵州大学等。这每年为期三周的课程，成为中国化学界与国际接轨的一条渠道，一张名片，一个标牌，被许多受益的大学师生和研究人员感念和铭记。在此期间，陈德恒先生也被兰州大学、北京大学, 和化学研究所聘为名誉教授。此后多年，陈教授不辞辛劳奔波于大洋两岸，开讲座、带学生、搞课题、做研究……
2004年5月11日至13日，陈德恒教授在中科院化学所授课
除了教书育人，在加中学术交流方面陈德恒教授也功名显著。早在八十年代初，他便促成麦吉尔大学与北京大学签署了学者交换协议，这是加拿大和中国大学之间首次学术交流项目。这项协议使得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可以在麦吉尔大学学习、访问教授和开展研究合作，实验室研究人员和图书管理员也可以双向交换与交流。
在八十年代初期至中期，陈教授还亲自指导了麦吉尔大学和南开大学之间的生物技术交流计划。该计划得到了加拿大国际开发署（CIDA）的财政支持，从而为麦吉尔大学派遣教授到南开大学教授新兴的生物技术，以及南开大学的研究生和研究人员来麦吉尔大学接受该领域的研究培训提供了资金保障，进而有效助力南开大学建立了自己的生物技术研究所。
陈德恒教授不仅是第一位出任加拿大重点大学副校长的华裔典范，他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也攻城略地，战绩显赫。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有机合成化学，包括：金属和元素有机化学，不对称合成、糖化学，天然产物和具有生理活性的化合物的全合成，以及水相或其它环境友好介质中的有机反应等，发表论文300余篇。1993年陈德恒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同年获加拿大化学会奖。
作为北京化学研究所的名誉教授，陈德恒在1980到1988年间参与、指导了该研究所研究生和研究人员的研究课题，其成果体现在国际重要科学期刊上发表了他们的三十多篇论文。
陈教授说：“我要强调的是，麦吉尔大学还有许多其他成员参与了加中两国之间的交流与友谊。麦大在医学、管理、法律、工程和人文社会科学等诸多方面都与中国的一些机构和院校有交流项目，直接导致了中国学生被麦吉尔大学接受的比率相当高。从1970年加拿大和中国建交时完全没有中国（大陆）学生，到2019年来自中国的学生成为麦吉尔大学最大的国际学生群体。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过去的50年，在无数热心人士的推动下，加中两国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变化有益于双方，有益于青年，有益于科学，也有益于世界。”
“加拿大必须规划自己的道路”
陈教授说：“从1970年10月到现在，加中建交整整走过五十个年头。五十年来，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过去的贫穷和混乱，发展成为今天世界的经济引擎，并在国际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加拿大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们经历了魁北克全民公决的艰难时期，我们从英国收回了自己的宪法。与1970年相比，加拿大更具多样性和多元文化。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及其最新版本下，加拿大的经济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融入了美国框架。
“随着时间的流逝，加拿大和中国之间在对诺尔曼·白求恩的记忆中产生的善意和友谊似乎已经消失，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艰难且充满挑战的时期，这尤其要归结于当前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有毒（toxic）对抗。”
那么，加拿大应该怎么做呢？陈教授说：在1968年6月21日《环球邮报》上的一篇文章中，林达光教授曾向加拿大政府提供了关于加中关系的建议：“加拿大必须,直截了当地表明, 以平等与尊重的方式互相对待（Canada must, in straight forward terms, accord China the respect and equality it expects in return）”。他的这一建议在今天和50年前一样重要。平等与尊重是增进朋友之间与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唯一途径。
“我记得在这五十年里，尽管美国政府施加了压力，但加拿大仍然与古巴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同样，在让·克雷蒂安（Jean Chretien）总理领导下的加拿大也拒绝加入美国以据称伊拉克存在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为理由对伊拉克的入侵。加拿大必须始终规划自己在世界上的道路。”陈德恒教授坚定地说。
（记者 胡宪专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