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加中战略伙伴关系重建到香港问题和印太军事部署，观察两国在国际格局变化中的共同利益与现实分歧
【CC.NEWS 主编 金宏 记者王澜 2026-11-12 综合报道】
2026年11月，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Mark Carney）正在展开欧洲和亚洲之行，并计划于11月18日至19日赴中国深圳参加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这将是他继今年1月访问北京之后，年内第二次访问中国。卡尼预计将借此机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进一步讨论双边关系和国际事务。
短短一年之内，加拿大总理两度安排访华，反映出加拿大对中国的外交和经济定位正在发生变化。
在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全球经济格局调整以及国际关系日益复杂的背景下，加拿大为什么重新重视中国？这是否意味着加中关系已经走出过去几年的低潮？双方在香港、台湾、国家安全和军事活动等问题上的分歧，又将如何影响两国关系？
要理解这些问题，需要从经济利益、政治制度、地区安全以及加拿大华人社会几个方面进行观察。
从关系低潮到战略伙伴关系重建
2026年1月14日至17日，卡尼正式访问中国。这是加拿大总理自2017年以来首次访华。
访问期间，卡尼分别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月16日，两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推进新的加中战略伙伴关系，并在贸易、能源、农业、金融、公共安全和人文交流等领域加强合作。
这次访问最受关注的成果之一，是双方就部分贸易争端达成初步安排。
加拿大同意为中国电动汽车设置每年4.9万辆的初始进口配额，配额内车辆适用6.1%的最惠国关税税率，取消此前针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的100%附加关税。中国则调整加拿大油菜籽等农产品面临的贸易壁垒，并对部分加拿大农产品恢复市场准入。
双方还提出加强能源、清洁技术、金融和投资合作。
这次访问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尽管两国在政治和安全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但长期外交紧张并不符合双方的经济利益。通过对话解决贸易问题、恢复合作机制，成为两国关系重新调整的重要起点。
为什么加拿大重新重视中国？
加拿大重新重视中国，首先是经济现实使然。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加拿大重要的贸易伙伴。加拿大拥有能源、矿产、农产品、林业产品和先进技术等资源，中国则拥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制造业体系和投资能力。两国经济结构存在一定互补性。
根据加拿大政府公布的数据，2025年加中货物贸易总额达到1257亿加元。其中，加拿大对华出口约350亿加元，从中国进口约906亿加元。中国是加拿大第二大单一国家货物贸易伙伴，也是加拿大农业、林业产品和海产品的重要出口市场。
加拿大政府提出，到2030年将对中国出口额提高50%的目标。加拿大政府11月公布的资料还显示，2026年以来，加拿大对华货物出口额同比增长约41%。
这说明，中国市场对加拿大出口企业仍然具有相当吸引力。
其次，是加拿大希望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
美国长期是加拿大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两国经济联系十分紧密。但近年来，美国关税政策和贸易保护措施带来的不确定性，使加拿大更加重视市场多元化。
对加拿大而言，扩大与中国、欧洲和亚太其他经济体的贸易联系，不是简单地改变对外政策方向，而是希望为本国企业寻找更多市场，增强经济抗风险能力。
加拿大西部的油菜籽生产商、农业出口企业以及能源和矿产行业，都希望获得更加稳定、可预期的对华贸易环境。
因此，加拿大重新重视中国，既有外交关系调整的因素，更有经济利益和国际贸易格局变化的推动。
经贸合作是共同利益所在，但并非没有分歧
从两国关系的实际内容来看，经贸合作仍然是最容易形成共同利益的领域。
加拿大需要中国市场，中国也需要加拿大的能源、农产品、矿产和其他资源。双方在清洁能源、电池、农业、木材、食品加工和金融等领域存在合作空间。
但经济合作并不意味着贸易问题已经全部解决。
加拿大对中国电动汽车开放一定市场，涉及本国汽车产业、就业和产业政策；中国对加拿大油菜籽、海产品等产品的关税和市场准入政策，也关系到加拿大农民和出口企业的切身利益。
两国之间还存在市场准入、贸易平衡、投资审查、产业竞争和技术安全等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2026年11月8日至9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加拿大财政部长弗朗索瓦-菲利普·尚帕涅（François-Philippe Champagne）、国际贸易部长马尼恩德·西杜（Maninder Sidhu）在温哥华举行第二次加中经济和金融战略对话。
双方讨论了金融服务、贸易投资和宏观经济合作，并签署了财政部门合作谅解备忘录、金融监管与监督合作协议等文件。
这表明，今年1月两国领导人确定的合作方向，正在通过部长级和专业工作机制逐步落实。
台湾与香港问题：加中关系中难以回避的政治分歧
如果说经贸合作是两国关系中容易找到共同利益的领域，那么台湾和香港问题，则是双方政治立场存在明显差异的领域。
加拿大与中国在1970年建交。加拿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实行自己的一个中国政策。
但加拿大的一中政策，并不等同于中国政府的一个中国原则。加拿大政府的公开表述是，注意到中国政府关于台湾的立场，但既不认可，也不挑战这一立场。同时，加拿大与台湾保持非官方的经贸、文化和民间联系，并主张台湾海峡维持和平稳定，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
因此，理解加中关系，需要区分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与加拿大的一中政策，不能将两者简单视为完全相同。
香港问题则更加复杂。
加拿大承认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但长期关注香港的高度自治、法治、人权和个人自由。
2020年香港国安法实施后，加拿大政府对香港政治和法律环境的变化表达关切，并暂停了与香港的引渡条约，调整相关出口管制措施，同时推出面向香港居民的移民政策。
中国政府则强调，香港事务属于中国内政，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中央政府的重要责任。双方对香港国安法及其实施效果的认识存在明显差异。
这种分歧不仅是经济利益冲突，更涉及国家主权、法律制度、政治秩序和公民权利等不同层面。
为什么加拿大总对香港问题“指指点点”？
对于不少中国大陆读者来说，一个问题可能始终令人不解：香港已经回归中国近30年，加拿大为什么仍然频繁对香港事务发表批评意见？从香港国安法实施，到香港法院对一些政治人物作出判决，加拿大政府往往会公开表达不满，有时还会联合其他西方国家发表声明。
加拿大为什么如此关注香港？这究竟只是加拿大政府自己的外交立场，还是与加拿大和香港之间的历史联系、人口往来，以及加拿大自身的政治制度密切相关？
要理解这个问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1. 加拿大与香港的历史联系由来已久
加拿大对香港的关注，并不是1997年香港回归后才开始的。
香港在1997年以前是英国殖民地，加拿大则是英联邦成员国。两地虽然政治地位不同，但长期处于英国统治体系及其法律、行政、教育和商业网络所形成的历史联系之中。香港沿用的普通法传统、英语教育和商业制度，与加拿大社会有不少共同的历史渊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联系还体现在共同的战争经历上。1941年，日本进攻香港，加拿大派出约2000名军人支援英国驻军。香港保卫战中，约290名加拿大军人阵亡，另有493人受伤。这段历史至今仍是加拿大与香港之间的重要历史记忆。
香港回归前后，大批香港居民移居加拿大，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形成了加拿大规模较大的香港背景移民社区。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2021年人口普查，当时居住在加拿大、出生于香港的移民共有213,855人。这是一个明确的出生地统计数字，还不包括所有具有香港家庭或文化背景的人。
与此同时，加拿大外交部2025年提交议会的文件估计，约有30万加拿大公民居住在香港。此外，约有4.4万名香港居民通过加拿大2021年推出的专门移民通道来到加拿大。
这些数字说明，香港与加拿大之间不仅有历史联系，还有现实的人口、家庭、商业和社会联系。香港发生的重大变化，自然容易引起加拿大政府和社会的关注。
2. 最近加拿大对香港指指点点了些什么？
近一段时期，加拿大对香港问题的批评，已经从一般性的人权、自治和自由议题，具体延伸到个别司法案件和判刑结果。
几个重要时间节点值得关注。
2025年12月15日，黎智英被裁定罪名成立。
香港法院对《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作出有罪裁决后，加拿大于12月17日与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美国及欧盟代表发表七国集团外长声明。
声明谴责针对黎智英的国安法检控，认为香港的权利、自由和自治状况正在恶化，并呼吁香港当局结束相关检控，立即释放黎智英。
2026年2月9日，黎智英被判处20年监禁。
加拿大此前已经多次要求释放黎智英。卡尼在2025年10月16日曾以人道主义理由和新闻自由为由呼吁释放黎智英，外交部长阿南德也曾向中国外长王毅提出此案。2026年2月9日判刑后，这一案件继续成为加拿大政府关注香港新闻自由和国安法实施情况的重要议题。
2026年9月11日，支联会三名前负责人被判刑。
香港法院对支联会前负责人邹幸彤、李卓人和何俊仁作出判决，分别判处7年3个月、7年和5年2个月监禁。
三人涉及国安法下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香港特区政府表示，判决是法院依据法律和案件证据作出的司法决定。
2026年11月6日，加拿大与另外九国发表联合声明，批评黄之锋被判10年监禁。
香港法院于11月5日判处黄之锋10年监禁。11月6日，加拿大与澳大利亚、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和新西兰发表联合声明。
声明认为，黄之锋被判刑，以及此前支联会负责人被定罪，显示香港国安法被用于针对政治表达和政治参与人士。十国要求停止他们所称的“不公正检控”，并敦促中国和香港当局履行《中英联合声明》所规定的国际承诺，保障香港居民的权利和自由。
11月7日，香港特区政府对十国联合声明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认为有关国家歪曲事实、干预香港司法事务，并强调香港事务属于中国内政。
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到，加拿大政府并非只在原则层面表达对香港问题的关注，而是通过外交部长表态、七国集团声明和多国联合声明等方式，对具体案件和判决持续表达立场。
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是加拿大公民、香港出生的前艺人郑敬基（Joe Tay）。
郑敬基曾在香港从事演艺工作，移居加拿大后参与香港民主议题的公共活动，并创办网络媒体平台。2024年12月，香港警方以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为由，对他发出通缉令，并悬赏100万港元。
此事引起加拿大政府关注，加拿大外交部2026年2月提交国会的文件明确记载，加拿大曾经直接向中国政府和香港当局提出交涉，要求关注针对郑敬基的行动。
郑敬基于2025年代表保守党参加联邦大选，在多伦多Don Valley North选区参选。2026年，他又参加万锦市地区议员选举。
加拿大政府还披露，在2025年联邦大选期间，负责保护选举安全的特别工作组曾多次讨论郑敬基受到的跨境镇压问题，并向保守党提供安全情况通报。加拿大方面认为，相关行动还涉及网络信息操作和对候选人政治活动的干扰。
这一事件还牵涉时任联邦自由党议员蒋振宇（Paul Chiang）。他出生于巴基斯坦卡拉奇，父母是华人。2025年联邦大选期间，他曾开玩笑称可以将郑敬基带到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领取悬赏。有关言论引发争议后，蒋公开道歉，并于4月1日退出自由党候选人竞选。时任自由党领袖卡尼也曾批评其言论。
这两个案例从不同角度说明，香港问题已经进入加拿大本土的政治生活，涉及加拿大公民安全、政治参与、选举活动和言论责任。
3. 加拿大为什么会如此事无巨细不遗余力地介入香港议题？民主选举制度是一个重要原因
笔者认为，这是理解加拿大对香港问题态度的关键。
加拿大实行议会民主制度。外交政策虽然由联邦政府负责制定和执行，但政府并不是在完全脱离社会意见的情况下作出决定。
加拿大国会议员由选民选举产生，他们需要回应选区居民的意见。议会委员会可以就香港人权、国家安全法和加拿大公民在香港的处境举行听证会；反对党议员可以在议会提出质询、动议和批评；媒体、社会组织、大学、法律界以及不同族群社区，也可以通过公开讨论影响社会舆论。
这些意见并不直接决定加拿大外交政策，但会成为联邦政府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的国内政治因素。
香港背景的加拿大居民，以及居住在香港的加拿大公民，都是这一政治讨论的重要参与者。
例如，加拿大外交部2025年提交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文件，提到三名加拿大公民何良懋（Victor Ho）、袁弓夷（Joseph Tay）和郭荣铿（Dennis Kwok）受到香港当局通缉。加拿大政府将有关情况列为跨境镇压和加拿大公民安全问题。
这里需要说明，被通缉不等于已经被定罪。加拿大政府关注的是相关措施对加拿大公民及其在加拿大的政治表达可能产生的影响。
这就解释了一个现象：为什么加拿大政府有时会在香港发生重大司法案件后迅速发表声明？
因为在加拿大的政治制度下，政府不仅要考虑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还要回应本国选民、国会议员和社会组织提出的关切。
当然，加拿大社会并不是只有一种声音。有人认为政府应该更加积极地批评香港的政治和法律变化，也有人认为加拿大应该更加重视与中国的经贸关系，避免让政治争议影响两国合作。
当这些不同意见发生冲突时，最终哪一种声音能够更多地影响政府政策，往往取决于选民态度、议会力量、媒体关注度、社会组织的动员能力以及执政党的政治考量。
这也是加拿大议会民主制度的一个现实特点：不同利益和政治立场通过公开表达、选举竞争和议会监督相互博弈，影响政府的决策方向。某种程度上，谁能够获得更多公众支持、形成更大的政治影响力，谁的主张就可能更容易进入政府的政策议程。
简而言之，就是谁的声音大谁的选票多，谁的主张就占上风——这就是加拿大民主制度的实质。
这与中国的政治决策机制存在明显区别。中国外交政策更强调集中决策和政策执行的连续性，加拿大外交政策则需要在政府决策、议会监督、选民意愿和社会意见之间寻求平衡。两种制度形成政策的方式不同，也就决定了双方在处理香港问题和对华关系时，往往会表现出不同的反应。
4. 香港背景与大陆背景的加拿大华人，不应因为香港问题相互敌视
香港问题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层面，就是它对加拿大华人社会内部关系的影响。
加拿大有来自香港的移民，也有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由于成长环境、历史经历和信息来源不同，两部分群体对香港回归、国安法、民主制度、国家主权和社会稳定等问题，可能存在不同认识。
香港回归前，一些香港居民选择移居加拿大，原因包括对未来政治环境的担忧，也包括子女教育、家庭团聚、经济发展和生活方式等考虑。不同家庭有不同经历，不能把所有香港移民都归结为同一种政治立场。
同样，大陆背景的加拿大居民对香港问题的认识，也受到自身成长经历、国家认同和对中国发展的理解影响。
香港背景的加拿大居民，有权表达自己对香港法治、自治和自由的关切；大陆背景的加拿大居民，也有权表达自己对国家主权、社会稳定和中国发展的理解。
当然，尊重不同意见，并不意味着所有政策和行为都不需要讨论。对于香港的自治、法治、人权和国家安全问题，可以依据事实进行分析，也可以提出不同看法。但讨论应该针对具体政策和事实，而不是把持不同意见的人简单归类，更不应该把对政府政策的批评转化为对某个族群的敌意。
不同的历史记忆，可以并存；不同的政治立场，也可以相互尊重。
加拿大华人来自不同地区，但大家共同生活在加拿大，也共同关心家庭、社区、经济和下一代的未来。没有必要要求对方接受自己的全部观点，更不应该因为对香港问题看法不同，就把彼此视为敌人。
5. 香港问题将继续成为加中关系中的一个现实考验
从加拿大的角度看，香港问题涉及历史联系、海外公民安全、移民社区、民主价值和国际承诺；从中国政府的角度看，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稳定是中央政府的重要责任。
加拿大政府认为，香港回归时的《中英联合声明》以及“一国两制”框架，是其持续关注香港问题的重要依据。中国和香港特区政府则强调，香港事务属于中国内政，外国政府不应干预香港司法和行政事务。
双方对相关法律、政治制度和国际承诺的理解存在明显差异。
这种分歧不会因为卡尼访华或两国恢复经贸合作而自动消失。
理解加拿大为什么持续批评香港问题，需要看到它背后的历史联系、人口联系和民主政治机制；理解中国为什么反对外国政府批评香港事务，也需要认识到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在中国政策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两国制度不同，不应成为拒绝合作的理由，但必须成为理解对方政策、处理双边分歧的重要前提。
加拿大军舰穿越台湾海峡：加拿大的国防重点在哪里？
关于台湾问题，不得不提到加拿大军舰的航行轨迹。今年5月，加拿大皇家海军军舰穿越台湾海峡，再次引发有关加拿大印太军事部署的讨论。
加拿大政府将此类行动解释为维护国际航行权利、加强地区安全合作的一部分。加拿大国防部的“地平线行动”（Operation HORIZON）明确提出，每年向印太地区部署三艘军舰，以加强与地区伙伴的军事合作。
但是，这也引出了一个值得加拿大社会认真思考的问题：加拿大海军的主要任务究竟应该放在哪里？
军队是国家主权和武装力量的象征，其首要职责应当是维护国家安全，保护本国领土、领海和人民。
加拿大拥有世界上最长的海岸线之一，北面是北冰洋，东面是大西洋，西面是太平洋。尤其是随着北极地区战略地位上升，海上安全、北极防务、海域监控以及本国海岸线的保护，都有大量现实需求。
加拿大政府自己的国防政策也明确将保卫加拿大、维护国家主权，特别是加强北极和北部地区防务，列为军事建设的重要任务。
在这样的背景下，加拿大政府有必要向纳税人解释：派遣军舰远赴印太地区，参与台湾海峡等敏感海域的军事活动，究竟能够为加拿大自身的国家安全带来什么具体利益？
台湾海峡距离加拿大本土遥远。即使加拿大政府认为维护国际航道和参与地区安全合作符合国家利益，这种利益与加拿大本土防务之间究竟有多大直接联系，也值得认真讨论。
加拿大当然可以参与国际事务，也可以与盟友开展军事合作。但参与国际事务不应取代对本国安全的优先考虑。
特别是在国防预算、海军装备和人员资源都有限的情况下，政府更需要向公众说明军事部署的目的、成本及其与加拿大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
加拿大海军首先应该把保护加拿大放在重要位置。北冰洋、大西洋和太平洋沿岸的防务，以及北极地区的主权维护，理应成为国防资源配置的重要重点。
改善对华关系与维护加拿大自身安全并不矛盾。真正值得讨论的是，加拿大如何在国际责任、盟友合作与本国防务之间取得合理平衡，而不是让海外军事活动成为外交姿态的展示。
不同政治制度，是双方理解彼此的重要前提
除了台湾和香港问题，加中两国的政治制度差异，也是影响双边关系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政治决策体系强调集中决策和政策执行的连续性。加拿大则实行议会民主制度，联邦政府的外交政策需要在议会监督、政党竞争、选举、媒体和公众意见等因素之间寻求平衡。
加拿大的外交政策由联邦政府负责制定和执行，但议会、选举、政治团体、媒体、利益团体以及公众舆论，都可能对政策方向产生影响。
例如，香港背景移民和其他关注香港问题的加拿大居民，可以通过社区组织、公共讨论、媒体表达和选举参与，影响加拿大社会对香港问题的讨论。这些声音并不直接决定加拿大外交政策，但可能成为政府制定和调整政策时需要考虑的国内因素。
同样，加拿大对中国国家安全、外国干预、贸易和人权问题的关注，也会受到其国内政治环境和社会意见的影响。
卡尼在11月10日表示，计划在深圳与习近平会晤时提出外国干预加拿大内政的问题，并强调加拿大希望其他国家尊重加拿大的独立和主权。中国方面则一直否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指控。
这说明，即使双方正在恢复经贸合作，政治和安全层面的分歧仍然存在。
这种制度差异不会因为两国领导人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而消失，却是双方发展长期稳定关系时必须面对的现实。
两国制度不同，不应成为拒绝合作的理由，但必须成为理解对方政策、处理双边分歧的重要前提。
加中关系未来走向：合作与分歧将长期并存
卡尼11月再次访华，说明加拿大希望把今年1月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落实。但一次领导人会晤，并不能解决两国之间所有长期问题。
未来加中关系值得关注的，主要有几个方面：
第一，经贸合作能否持续扩大。 加拿大能否增加对华出口，中国能否为加拿大农产品、能源和其他产品提供更加稳定的市场准入，将直接影响两国经济合作的实际成效。
第二，投资和产业合作能否取得进展。 清洁能源、电池、矿产、农业和制造业等领域，既有合作机会，也涉及产业竞争和国家安全审查。
第三，国家安全和外国干预问题能否建立有效沟通机制。 双方需要在打击跨国犯罪、网络犯罪等领域开展合作，同时妥善处理各自对国家安全的关切。
第四，台湾和香港问题能否保持沟通。 双方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不可能短期内完全一致，但如何避免分歧不断扩大，考验着两国外交沟通能力。
第五，加拿大国内政治和社会意见如何影响对华政策。 加拿大的对华政策不仅是政府与中国之间的外交安排，也受到议会、选民、商业界、媒体和多元族群社会的影响。
这些因素将共同决定加中战略伙伴关系究竟能够走多远。
结语：在共同利益与现实分歧之间寻找平衡
卡尼年内再次访华，反映出加拿大对中国经济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重新认识，也体现了加拿大在全球贸易格局变化中寻求市场多元化的现实需要。
对中国而言，加拿大是拥有丰富能源、矿产、农业资源和先进技术的发达国家，也是亚太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合作伙伴。
两国之间既有共同利益，也存在政治制度、国家安全、台湾和香港等方面的分歧。真正成熟的双边关系，不是要求双方在所有问题上保持一致，而是在存在不同立场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保持沟通，寻找合作空间。
对于加拿大华人社会来说，也应当以更加理性和开放的态度看待这些问题。香港背景与大陆背景的华人，可以有不同的历史记忆和政治观点，但不必因此相互敌视。
经济上寻求互利，政治上保持沟通，安全上坚持原则，社会层面尊重差异。
这不仅是加中关系走向稳定所需要的态度，也是加拿大多元文化社会中不同背景华人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重要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