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场多伦多商务交流会引出华人社区发展深层问题:人口、人才、企业和社团不断增加,为什么始终难以形成相应的凝聚力与社会影响力?
联邦国会前议员谭耕、加中地产投资总商会会长孙志峰及加中企业家协会会长水寿松等多位社区代表的发言,揭开国语社区长期存在的组织分散、内耗和公共参与不足问题。
【CC.NEWS 主编 金宏 2026-11-15多伦多现场报道】
一场商务交流会,为什么反复谈到团结?
今天下午,一场以“凝聚乡情·赋能商业”为主题的商务交流分享会在新动力传媒集团演播厅举行。

来自本地多个华人社团、商会、高校社团、行业协会及企业的代表聚集一堂,围绕商业合作、资源整合和社区发展展开交流。
如果说加拿大国语华人社团中也有“精英”的话,那么笔者认为以之为:今天这场商务交流分享会可谓精英荟萃。

这原本是一场以商务交流为主要内容的活动,但现场发言所触及的问题,显然已经超出了商业本身。
前加拿大联邦国会议员谭耕、加中地产投资总商会会长孙志峰,以及水寿松等多位社区代表,都从不同角度谈到了社区和社团之间的团结、合作与凝聚问题。
有人谈社团资源如何整合,有人谈社区如何参与公共事务,有人谈不同组织之间应该加强沟通,也有人强调不能各自为政,不能把力量消耗在内部竞争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团结几乎成为这场交流会反复出现的关键词。
为什么一场商务交流会,大家却反复谈论团结?
为什么华人社区的会议上,总是有人呼吁减少门户之见、加强合作、相互支持?
答案恐怕并不复杂:正是因为现实中还存在不团结,才需要反复强调团结;正是因为各自为政、资源分散、内部矛盾和相互竞争仍然存在,才需要不断呼吁合作。
如果一个社区已经建立了成熟的协调机制,如果不同社团能够在共同利益面前有效合作,又何必每次聚会都把团结作为重要议题?
这其实是一个存在多年的老问题。
过去几十年来,随着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不断增加,国语社区在加拿大社会的经济和生活领域逐渐扩大。从商业经营、房地产、教育、专业服务,到文化、慈善和社区活动,国语华人的身影已经遍布大多伦多地区。
人口增加了,企业增加了,社团增加了,拥有专业背景和经济实力的人也增加了。
但是,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始终存在:
为什么这些增长没有充分转化为社区整体的凝聚力和社会影响力?
为什么我们拥有越来越多的组织,却仍然难以形成一个能够协调资源、共同发声、持续参与公共事务的整体力量?
为什么国语华人在加拿大三级政府(联邦、省、市)的民选代表中所占比例,与其人口规模明显不相称?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代表性不足的状况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似乎呈现出进一步下降的趋势。
这场交流会让这几个问题再次摆到了桌面上。
谭耕:从社团走向政治,社区需要怎样的组织能力?
谭耕的发言有一个特殊之处:他不是单纯从商业角度谈社区,而是从自己多年参与华人社团、公共事务,直至进入加拿大联邦政坛的经历出发,回顾华人社区的发展。

从多伦多大学中国学生会,到加拿大华人专业人士协会、多伦多华联总会,再到加拿大华人同乡会联合总会,谭耕长期担任不同类型的华人组织负责人。他的经历,也是国语华人社区过去二十多年组织发展的一段缩影,正如他自己所说,讨论国语社团这个问题上他是有发言权的。
他所提出的问题值得重视:社团存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一个组织除了举办活动、联络乡情、维护会员关系,还能为社区带来什么?能不能把不同组织的力量连接起来,为更多人创造机会?
谭耕特别谈到华人社区参与政治和公共事务的问题。
他提出过一个很有分量的问题:
“我从来没有狭隘地说华人只能投华人,我的问题是,华人为什么不能投华人?”
谭耕以近期万锦市约克区区域议员选举为例指出,上一届约克区议会中尚有四位华人议员,而这一届仅剩一位。
这里并不是要求选民按照族裔选择候选人,而是追问:在华人聚居、华人专业人士不断增加的地区,为什么一些有能力、有服务记录的华人候选人,仍然难以获得社区足够的了解、支持和广泛参与?
他借此提出一个值得社区反思的问题:华人参政,不应只依赖候选人个人努力,社区是否也应该建立更广泛的公共参与和选民支持网络?
笔者对谭耕当年当选联邦议员的过程有直接了解。根据观察,谭耕的胜选并非单纯依靠华人社区的选票,而是更多地获得了其他族裔选民的投票支持。
一次选举可以有胜负,但一个社区如果没有长期的人才培养、公共参与和组织协调机制,就很难持续形成政治影响力。
谭耕的另一个提醒,是社团负责人必须考虑下一代。他认为,不能只关心自己这一代的职位和活动,还要思考能为会员和年轻人留下什么,能否给年轻人真正的机会和舞台。
一个组织如果只有创始人和现任负责人,却没有稳定的制度、人才梯队和交接机制,那么它的未来又在哪里?
孙志峰:一个商会20年的发展,说明了什么?
如果说谭耕是从政治和社团经历观察社区,那么孙志峰则从商会经营和专业组织建设的角度,提出了另一组值得思考的问题。
笔者赞同孙志峰以“国语社区”和“粤语社区”来观察分析加拿大华人社会的提法。
相较于按照原籍地或地域划分,以语言和文化背景作为分类依据,更符合加拿大华人社区长期发展的实际,也更有利于分析不同群体的组织建设和社会参与。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粤语社区”,主要指通常所称的香港社区及其长期形成的粤语文化和社会组织网络;“国语社区”则主要指以普通话为主要交流语言、以大陆内地移民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华人群体。这种划分是一种社会观察和分析方法,并非刻意制造群体界限。

孙志峰介绍,加中地产投资总商会成立20年来,从最初十几位理事、十余家团体会员和几百名个人会员,发展到今天拥有100多位理事、500多家团体会员企业,以及超过15,000名专业人士。
这些数字是孙志峰在讲话中介绍的商会发展情况,反映了一个专业组织长期经营和积累的成果。
他谈到,商会的发展不能只靠会长个人的号召力,更需要专业能力、社会信誉和规范管理。一个协会要让会员信任,让外界认可,就必须真正为会员创造价值,为行业和社会作出贡献。
他还介绍,商会长期与加拿大房地产学院(REIC)、国际商业地产师协会(CCIM)等专业机构合作,推动地产从业者取得专业资格;通过房地产家居博览会等平台,与TD、CIBC、BMO等金融机构以及本地开发商和企业建立联系。
据孙志峰介绍,第八届房地产家居博览会吸引了235家企业参展,商会还通过慈善基金会持续参与社区公益活动,并称已经为颐康老人社区筹集了100万加元善款。
这些经验值得注意的地方,不仅在于一个商会发展了多少会员、举办了多少活动,更在于它试图把商业资源、专业能力、主流机构合作和公益事业连接起来。
孙志峰还特别谈到国语社区的公共事务参与。他认为,大多伦多地区华人人口和专业人才规模已经相当可观,但国语社区在三级政府民选代表和公共决策参与方面,与人口规模和人才储备相比仍有明显差距。
他直言,香港粤语社区在参政议政、公共事务参与以及政治人才培养方面,积累了更多经验,值得国语社区学习。
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回避国语社区内部的问题。
他指出,过去近20年,随着华人移民增加,国语社区各类社团迅速发展,但也出现了同类型组织重复成立、协会之间缺乏沟通、相互竞争、不服气、合作不足等情况。
结果是,各个组织都拥有一定资源,却没有形成整体优势。
孙志峰以粤语社区的养老服务机构为例,谈到颐康与孟尝会虽然在业务上存在着明显竞争,但却能够在许多方面相互支持、共同发展。他提出的观点很直接:
良性竞争可以促进发展,团结合作才能创造更大的价值。
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社团治理问题:竞争本身并不可怕,真正的问题是组织之间能否建立合作规则,能否在各自独立发展的同时,为共同利益留下合作空间。
为什么反复强调团结?恰恰说明国语社区还不够团结
团结并不是谭耕和孙志峰两个人提出的个别观点。

水寿松等几位社区代表,也在现场发言中谈到了社区和社团之间的团结问题。这说明,组织之间如何加强联系、如何减少内耗、如何形成共同力量,已经成为不少社区人士共同关注的现实问题。
为什么团结会成为这场会议反复出现的关键词?
如果团结已经成为社区组织的日常实践,为什么还需要一再强调?
如果各个社团之间已经有了稳定的沟通渠道,为什么还要不断呼吁加强联系?
如果大家都认同共同发展,为什么一些组织在实际运作中仍然各自为政?
如果社区利益高于个人和组织利益,为什么有时一个组织的负责人更在意自己的地位、活动的主办排名、嘉宾名单和头衔,而不是整个社区能不能共同完成一件有价值的事情?
反复强调团结,本身就说明团结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好的问题。
更值得指出的是,国语社区面对的恐怕已经不只是“不够团结”,而是一些领域出现了不断分裂、各自为政,甚至争权夺利的现象。
过去二十多年,国语社区的社团发展速度很快。商会、同乡会、校友会、专业协会、文化组织、行业联盟,各种组织层出不穷。有人形容国语社团“多如牛毛”。但这个说法可能还低估了实际情况。
牛毛虽然多,终究还可以数;国语社区一些领域的社团分支、变体和新名称,无穷无尽,似乎很难数清。
一个领域已经有了一个协会,后来又出现新的同类组织;原本一个组织内部出现分歧,最后可能分成两个,甚至三个版本,“双胞胎“”三胞胎”比比皆是。今天成立一个商会,明天又出现一个总商会。
名称一个比一个大,代表性却未必有多大
一个长期值得注意并且没有得到改善的现象,就是一些华人社团的名称越来越大,头衔也越来越响。
一个组织叫“协会”,另一个就叫“总会”;一个成立了“总会”,另一个又成立“联合总会”。地域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你代表一个省,我就代表几个省;你是安省,我就来个全加,你是某个地区的联合组织,我干脆冠以全中华……
似乎组织名称越大,地位就越高;头衔越响,代表性就越强。
但问题是:名称大,就真的代表人数多吗?挂上“总会”两个字,就真的能够代表众多社团吗?冠以“全国、全加”之名,就真的获得了全国范围内相关群体的授权和认可吗?
一个组织的代表性,不是靠自己给自己起一个大名字,更不是靠负责人授予自己一个响亮的头衔,而是靠真实的会员基础、公开透明的组织程序、持续的公共服务,以及被其所代表群体的认可。
如果一个组织只有少数负责人,会员基础有限,缺乏广泛的社会联系,却使用覆盖范围极大的名称,那么它究竟代表谁?代表多少人?又凭什么代表?
这些问题不能仅仅因为名称听起来宏大,就被忽略。
社团可以有不同的规模,也可以有不同的定位。小组织并不意味着没有价值,大组织也不意味着天然具有权威。真正值得尊重的,不是牌子有多大、头衔有多高,而是这个组织究竟为谁服务,做了多少实事,又有多少人真正认可它。
如果一个社区连组织名称背后的实际代表性都缺乏清晰界定,那么所谓的社区代表、行业代表、华人代表,又有多少真实的社会基础?
如果说社团多如牛毛,那么国语社区某些领域的组织繁衍,甚至让人觉得比牛毛还多。因为牛毛虽多但至少还有个数,而一些社团不断出现新名称、新架构、新分支,名目繁多、五花八门,名目繁多,似乎没有尽头。
这不禁让人感叹:国语社区社团负责人的想象力,似乎是无限的。
当然,成立新组织本身并不是问题。社会发展、行业扩大、会员需求不同,都可能产生新的组织。一个组织内部意见不合,也不意味着一定不能分立。真正值得批评的,是一些分裂背后所暴露出的治理问题:有没有经过透明的会员程序?有没有尊重组织章程?有没有认真协商?有没有把会员和社区的共同利益放在首位?
在笔者了解的社区情况中,一些组织争议围绕负责人身份、组织名称、管理权和资源归属展开。有的争执持续很久,有的出现律师函和诉讼威胁,有的最终形成彼此独立、名称相近甚至相互竞争的组织。
本文不点出相关组织的具体名称,也不对争议双方作事实裁断。但这些现象已经足以引发公共讨论。
问题是:为什么不能通过正常的换届、会员大会和章程程序解决分歧?为什么有些组织宁愿另立门户,也不愿意坐下来协商?为什么一个原本可以共同发展的领域,最后却可能出现几个彼此不服气、各自为政的组织?
更值得追问的是,这些新组织成立之后,究竟给会员和社区增加了什么价值?是提供了原有组织无法提供的新服务、新资源和新平台,还是仅仅增加了一个会长职位、一块牌匾和一套新的组织名头?
这就涉及国语社团生态中一个不容回避的现象:有些组织似乎不缺成立新协会的热情,却缺少把已有协会长期办好、把内部矛盾通过制度解决的耐心。
社团负责人的想象力当然可以很丰富,成立新组织、设计新名称、设立新职位,本来都是组织创新的一部分。但如果组织创新最后变成了不断复制、不断分裂、不断争夺头衔和控制权,那么组织数量越多,社区的整体力量未必越强,反而可能越分散。
一个社区有多少个会长,并不等于有多少份公共影响力。一个领域有三个协会,也不意味着这个领域的资源就扩大了三倍。如果三个组织各自争夺会员、活动和社会认可,甚至把精力消耗在互相否定上,那么增加的可能不是社区资源,而是内耗。
国语社区不仅存在团结不足的问题,还必须正视一些组织不断分裂、内部争斗和资源内耗的现实。
团结不能只靠会长们在台上呼吁,更不能靠一张合影、一次联谊或一场晚宴来证明。真正的团结,要看不同组织能否尊重彼此、建立规则、共享资源;要看内部出现分歧时,能否通过制度解决,而不是动辄另立门户;要看面对整个社区共同利益时,能否暂时放下组织之间的竞争。
团结不是不允许批评,不是要求所有人意见一致,更不是让会员放弃监督。一个真正健康的社团,应该允许不同意见,允许公平竞争,也应该有透明的选举、财务和决策制度。
但如果一个组织内部稍有分歧就走向分裂,不同组织之间稍有竞争就互不合作,社区共同利益总是让位于个人和组织的地盘意识,那么我们就不能只把问题归结为“沟通不够”。
我们必须进一步问:
为什么有些人宁愿另起炉灶,也不愿意共同把原有组织做好?为什么争夺一个职位、一个名称、一个组织的控制权,有时比真正服务会员和社区更能激发热情?为什么大家都说要团结,却又不断出现新的分裂?
这些问题或许尖锐,但不应该回避。
因为如果连问题本身都不敢说清楚,所谓团结就只能停留在口号上。
国语社区相比粤语社区:人口优势为什么没有转化为影响力?
这是本次交流会中最值得单独讨论、也最不应该回避的问题。
必须承认,从长期形成的社团网络、社区服务机构、公共事务参与、政治人才培养,以及在加拿大主流社会中的组织影响力来看,国语社区与粤语社区之间存在明显差距。
就目前社区发展所呈现出来的组织积累和整体影响力而言,国语社区的凝聚力和社会影响力,远远落后于粤语社区。
这个判断不是说粤语社区内部没有矛盾,也不是说所有粤语社团都团结一致,更不是说粤语社区的每一种组织模式都值得照搬。它要指出的是,两种语言社区在长期组织积累、资源整合和公共参与方面,确实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状态。
首先,历史积累不同。
多伦多华人社区的组织发展有着较长的历史。随着不同阶段的移民到来,粤语社区逐渐形成了一批长期运作的社区组织、专业网络、慈善机构和公共服务体系。
例如,孟尝会于1964年由一群粤语年轻华裔加拿大人发起,随后逐步发展成为具有长期服务和专业管理体系的慈善机构。颐康则于1987年也是由一群粤语华裔移民和学生为主发起筹款,第一所中心于1994年正式开放,最初主要回应华人长者在语言和文化适应方面的照护需求。
这些机构的发展并非一朝一夕,也不是依靠一两场大型活动建立起来的,而是经过长期服务、专业管理、社会合作和公益投入逐步积累形成的。
国语社区的移民人口在过去二十多年迅速增长,经济实力和专业人才也不断增加,但人口增长并不自动等于组织能力增长,更不意味着公共影响力自然形成。
其次,组织发展模式存在差异。
粤语社区经过长期发展,形成了不同领域的社区服务机构、慈善组织、专业团体和公共事务网络。它们之间并非没有竞争,但一些组织已经具备持续运作、筹款、专业管理和社会合作的经验。
相比之下,国语社区虽然社团数量众多,但不少组织仍然以地域、同乡、校友、行业或个人关系为主要纽带。组织之间缺乏稳定的沟通机制,资源共享和联合行动往往依赖个别负责人之间的关系。
一个组织办活动,另一个组织未必参与;一个商会有资源,另一个协会未必知道如何合作;遇到共同的社区议题,各自发声的情况并不少见。
问题是:如果每个组织都只关心自己的会员和活动,那么谁来关心整个社区的共同利益?
再次,公共事务和政治参与的积累存在差距。
政治参与不是选举前临时组织几场活动,更不是在候选人参选时才开始寻找支持者。它需要长期的公共服务、政策研究、人才培养、跨族裔联系,以及与政府和主流机构持续沟通。
粤语社区的一些机构和人士,在这些方面已经积累了较长时间的经验。国语社区则需要思考,为什么拥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专业人士和年轻人才,却还没有形成相应规模的公共事务参与网络?
2021年,CPAC研究院发布了《大多伦多地区华裔领导力代表性不足》研究报告。报告统计显示,当时华裔约占GTA人口的11.1%,但在研究统计的民选公职人员中只占4.95%;在一级领导职位中,华裔比例为2.17%。
这组数据说明,华裔整体在公共领导岗位上的代表性不足。但必须强调:这份研究统计的是华裔整体,并没有把国语和粤语社区分别统计。因此,不能把这些数字直接当作国语社区的代表性数据,也不能仅凭这份报告计算两种语言社区之间的差距。
然而,孙志峰在现场提出的国语社区公共参与不足问题,仍然值得认真研究。
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国语社区至今还没有形成一套长期、系统、能够持续培养公共事务人才的机制?
没有数据,不等于问题不存在;但没有数据,也不能把个人观察说成已经得到统计证明的结论。
从颐康、孟尝看社区合作:竞争与团结能否并存?
孙志峰在发言中提到颐康与孟尝的例子,值得进一步展开。
两家机构各自有发展历史、管理团队和服务体系,也存在不同的业务领域和竞争关系,但它们并没有因为竞争就完全拒绝合作。相反,长期的社区服务、公益筹款和专业发展,使它们逐渐成为华人社区服务体系中具有影响力的机构。
这种合作并不意味着没有分歧,也不意味着两家机构之间不存在竞争,而是说明一个成熟的社区生态,可以允许不同组织独立发展,同时在共同利益面前进行合作。
这是一种值得国语社区研究的组织关系。
国语社区是否也可以建立类似的合作机制?
不同省份的同乡会,能否在文化活动之外共同参与老人服务、青年培养和公益事业?
不同商会之间,能否建立长期的商业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平台,而不是只在各自举办活动时互相邀请?
专业协会能否与高校、企业和政府机构合作,帮助年轻专业人士进入行业组织和公共机构?
不同媒体组织能否在重大社区议题上建立事实核查、信息交流和联合报道机制?
这些都不是做不到的事情。真正的问题在于,各组织是否愿意把共同利益放在个人和组织的短期利益之上。
当然,团结也不能成为掩盖问题的理由。一个社区不应该要求所有人意见一致,更不能因为强调团结,就不允许批评和监督。
健康的组织生态,应该允许不同意见、良性竞争和公开讨论,同时建立公平的规则,避免把正常分歧演变成长期内耗。
团结不是要求大家都听一个人的,而是大家能不能在不同意见之下,仍然遵守共同规则、合作解决共同问题。
国语社区真正欠缺的,究竟是什么?
真正的领袖,不是永远觉得自己最好,而是能够清醒地看到自己与别人的差距,并带领组织不断进步。
一个社团真正需要的,不是负责人不断证明自己有多重要,而是能够客观评价组织的实际成绩,知道自己的不足,愿意听取不同意见,也愿意向其他社区学习。
目前的症状是:坐井观天,把眼前的小天地当成整个世界;夜郎自大,把局部的认可误认为真正的整个社会的影响力。
如果一个负责人只听得进赞扬,听不进批评;只愿意在自己的圈子里当领头人,却不愿意了解外面的发展;只看到自己组织举办了多少活动、获得了多少荣誉,却看不到组织在公共事务、社会服务和主流影响力方面的不足,那么这种自我满足,最终只会限制组织的发展。
社区需要有自信的领导者,但更需要有自知之明、有开放视野、愿意接受监督和不断学习的组织负责人。
如果把前面的问题归纳起来,国语社区目前面临的挑战,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缺少跨组织的协调机制。
组织很多,但缺少一个能够长期沟通、协调和推动共同项目的平台。每个组织都有自己的负责人,却很少有机制让不同组织围绕共同利益持续合作。
第二,缺少透明、稳定的组织治理。
部分社团过度依赖个人威望和人际关系,章程、会员权利、财务公开、换届制度和争议解决机制不够完善。组织一旦出现分歧,就容易陷入长期纠纷。
第三,过于重视头衔和身份,忽视实际服务。
会长、副会长、荣誉主席、顾问等职位,本来是组织分工和责任的体现。但如果头衔成为个人社会身份的主要追求,组织就可能逐渐偏离服务会员和回馈社会的初衷。
第四,缺少长期公共事务参与。
很多组织能够举办文化活动和商业活动,但对政府政策、社区规划、教育、养老、医疗、社会服务等公共议题的持续参与还不够。社区需要的不只是活动组织者,也需要能够研究问题、提出建议、与政府沟通的人才。
第五,青年培养和代际传承不足。
不少组织的负责人长期由同一批人担任,年轻人即使参加活动,也未必有机会参与决策。组织如果没有培养下一代的机制,未来谁来接班?
这些问题不能简单归咎于某一位会长或某一个社团。它们涉及组织文化、治理制度、社区历史、移民代际结构和社会参与方式,需要整个社区共同面对。
第六,缺少自我反省和外部视野。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直言:一些社团负责人容易产生自我感觉良好的心态,习惯于在自己的组织圈子里获得认可,听惯了赞扬,也习惯了别人称呼自己的头衔,却很少主动走出去,看看其他社区、其他组织究竟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有时,一个组织内部活动办得热闹,负责人便觉得自己已经做得很好;有了一定的社会头衔和人脉,便认为自己在社区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但如果把视野放到整个加拿大社会,放到粤语社区那些长期运作的公益机构、专业组织和公共服务体系面前,是否还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位置?
从人口优势到社会影响力,还差多远?
国语社区已经拥有相当可观的人口和经济基础。
有企业家,有专业人士,有大学教授、医生、律师、工程师、金融从业者,也有越来越多在加拿大出生和成长的华裔年轻人。社区还拥有数量众多的商会、同乡会、校友会和专业组织。
从资源条件来看,国语社区并不缺少发展基础。
但资源分散,不等于资源不存在;人口众多,也不等于拥有政治和社会影响力。
一个社区真正的影响力,应该体现在哪里?
是当社区长者需要更好的养老服务时,有没有组织能够持续推动?
是当教育、交通、住房、商业发展和社区安全出现问题时,有没有专业人士能够研究政策、代表社区提出意见?
是当政府征求公众意见时,能不能形成有事实、有数据、有建设性的共同声音?
是当年轻人希望进入公共机构、专业协会和政治领域时,有没有人愿意提供指导、机会和支持?
是当某个组织遇到困难时,其他组织能否伸出援手,而不是只关心自己是否获得邀请、是否列入主办名单?
如果这些问题长期没有答案,那么社团数量再多,也很难转化为真正的社会影响力。
谭耕从政治参与和社团经历出发,提醒社区思考如何培养下一代、如何参与公共事务;孙志峰从商会20年的发展经验出发,强调专业管理、资源共享、公益回馈和打破门户之见;水寿松等社区代表也提出了加强团结与合作的呼吁。
多位代表反复提到同一个问题,恰恰说明这不是某一个组织的内部事务,而是整个国语社区需要面对的共同课题。
20多年过去了,我们究竟给下一代留下了什么?
20多年过去,国语华人社区已经从移民初期逐渐发展成为加拿大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我们有了更多企业,有了更多专业人才,有了更多社团,也有了越来越多参与加拿大社会各个领域的机会。
但如果回头审视,我们是否也应该问问自己:
为什么我们能够组织几百人、上千人的大型活动,却很难围绕一项共同的公共议题形成持续合作?
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社团,却缺少稳定的跨组织协调机制?
为什么一些组织把大量精力放在职位、名称和内部争议上,却没有把同样的精力投入会员服务、公益事业和青年培养?
为什么国语社区拥有越来越多的人才,却没有形成与人口和专业资源相称的公共参与网络?
为什么每次开会都要强调团结?为什么团结的口号喊了这么多年,一些组织之间的隔阂、竞争和内耗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这些问题,不是为了否定国语社区过去二十多年的发展,更不是为了制造国语与粤语社区之间的对立。
恰恰相反,只有承认差距,才能真正研究差距;只有正视问题,才有可能改变现状。
我们也应该看到,粤语社区并非没有内部矛盾,国语社区也不是没有成功的组织和合作案例。值得比较的,不是哪个社区的人更优秀,而是哪些制度、组织方式和公共参与经验能够持续创造社会价值。
一个社区真正的强大,不在于有多少个会长、多少块牌匾、多少场庆典,而在于能否在共同利益面前放下门户之见,能否把分散的资源组织起来,能否培养出一代又一代愿意承担公共责任的人。
如果再过十年,国语社区的人口、企业和社团继续增加,我们是否还要面对今天同样的问题?
还是说,我们终于能够建立一套更成熟的组织体系,让人才有舞台、让资源能共享、让不同社团能够合作,让年轻一代真正参与社区建设?
这场商务交流会提出了问题,但答案不在一场会议里,也不在某一位会长的讲话中。
答案在整个社区是否愿意改变,在每一个组织是否愿意从自身做起。
20多年过去了,国语社区不能只满足于“人越来越多、社团越来越多、活动越来越热闹”。真正应该追求的,是把人口优势转化为组织优势,把经济实力转化为社会贡献,把分散的个人资源转化为共同的公共影响力。
如果每次会议都在呼吁团结,那么下一步就不应该只是再喊一次团结,而应该拿出真正能够让组织合作起来的制度和行动。
这才是“凝聚乡情、赋能商业”之外,更值得整个国语华人社区认真思考的时代命题。